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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制度优势及启示
发布日期:2017-04-20 来源:农发中心  作者:东方城乡报  浏览:1213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不仅面临自然风险的威胁,也面临市场风险的考验。国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成功经验或制度优势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外农业合作社的非正式制度优势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并创造出的行为规则,包括法律、规章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等。而非正式制度则指伦理道德、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行为规范。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有效率,不仅要看制度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安排是否完善,还要看2种制度之间是否相容。一般情况下,非正式制度的规则对正式制度的规则提供合法性依据,正式制度的效率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

  国外农村合作社成功的基础之一是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诚信。信任是合作的基础,社员们通过投入各自的股份共同组建合作社,经营管理共同的财产,并在经营过程中对合作社产生情感上的归属感、认同感,此即合作社的向心力效应。在合作社中,相互信赖是联接各成员思想、行为的重要纽带,主要表现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绩效。信任度与合作绩效相辅相成,信任度越高则合作绩效越明显,反之亦然。

  假设2个社员在社内合作,在单位周期后共同获得收益为20,每人平均可得10。如果甲方决定在业务交易中采用欺骗策略,他将多获得收益2,而乙方将损失7。设想双方采用以下相机策略:对方采用诚实策略,我方将采取诚实策略;如果对方本轮次选择欺骗策略,我方将永远选择非合作策略以示惩罚。所以,当对方在某一轮次选择非合作的策略,从而获得1次额外的欺诈收益后,他将失去以后各轮次的合作收益,在自己采取欺骗行为后的若干轮次中,行骗者为此付出的成本将远远大于他在1次投机中获得的收益,选择欺骗永远得不偿失。合作社的成员都清楚:如果有人选择欺骗策略,其他人对他的反应将是报复若干轮次,即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充分的轮次和时间进程),选择诚实合作将成为社员共同的最优策略。大家在互惠互利这种双边利益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每轮次合作,此时,从历史重复博弈经验中得到的“相互信任”完全可以支持这种机制,因为它建构在合作各方认定欺骗会招致严厉报复,合作会让自己的状况更好,因而欺骗肯定不会发生的信念基础之上。这一信念无论是在合作社管理者还是在普通社员的思想意识里都存在。作为弱者联合的合作社,信用尤为重要,以至于相互依靠的社员们只能选择合作,构建信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国外农业合作社的正式制度优势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虽然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但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仍然要依赖正式制度的支撑。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是非强制性的,只有借助一定的强制性的正式制度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实现其约束力。合作社的正式制度包括内部确定的运营原则和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

  1844年,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小镇罗虚代尔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组织——罗虚代尔公平先锋消费合作社。1895年第一个非官方的合作经济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并提出了著名的“罗虚代尔原则”。目前全世界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颁布了有关合作社的法律,对规范合作社行为、维护社员的正当权益、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外法律均规定合作社是法人,拥有可独立支配的法人财产。在合作社立法上,规定其法人财产独立于出资者的其他财产,但有的合作社立法对于法人财产的经营范围和使用方向上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一些国家规定农业合作社享有“反垄断豁免”。一般而言,合作社作为法人承担有限责任,社员以其资额对合作社负责,但也存在一些情况下的保证责任或无限责任,如德国、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社员一般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账户”,即合作社的所有财产都量化到社员个人名下,而只存在社员个人名下的出资(出劳)和交易账户:在有合作社传统的围家,合作社一般具有1块“不可分的剩余”,当合作社解散时,转移给合作社所在社区、联社或者其他合作社。社员退社时,都规定具有股份和收益等财产请求权。社员的盈余分配和财产请求权的取得,大都由章程规定,章程的许多内容是法定的。

  判定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这就为社员和合作社维护其正当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之所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是由于制度确立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规则,形成了社会的激励结构。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制度也为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合作框架,促进了合作的扩展和提高。完善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国外农业合作社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几点启示建立并实施有效的信用机制

  合作社的成因及其运行的制度保证源于共同的基石——信任,即道德的力量促成合作社的诞生并支撑着合作社的运转。当前,建立并实施一套信用机制,使社员进行自我控制与规范,是改善我同农业合作社运营绩效的必要手段。合作社要积极向社员及非社员宣传合作社的本质和好处,以此使社员更好地为合作社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合作社。要建立农民诚信档案,根据社员的诚信记录确定保留社员资格和给予社员信用支持的条件。

  政府立法,为农民合作社发展保驾护航

  西方各国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合作社的立法问题,法律一方面明确了合作社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也明确了合作社建立的法定程序;另一方面理顺了合作社和政府的关系,为农民合作社发展起保驾护航作用。我国的合作社法律主要应解决好以下问题:明确合作社的概念和性质;新的合作社定义中既要强调农民联合所有,也要强调民主控制(即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实施控制,不同于过去的民主管理),其实质是农民掌握控制权;明确合作社的原则,并将其具体到相关法律条文中;明确合作社建立的程序,作为农民合作社登记的法律依据,目前由于我国法律缺位,农民合作社在工商、民政、农业部门登记的都有,给其经营活动带来很多不便;明确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政府对合作社支持的态度、方式及优惠政策。

  坚持社员入社退社自由及民主管理原则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成立合作社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宜,不宜政府强行撮合,更不能行政指派。解散合作社也要尊重广大社员的意愿,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制度办事。在日常管理中,社员参与制定合作社的政策和决定。选举产生的代表要为社员负责。社员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实行1人1票。合作社与其他组织(包括政府)达成协议或从外部筹集资金,也必须以确保社员民主管理和维护合作社自主权的方式进行,使合作社真正成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法人组织。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正是由于违背了这些原则而最终走向解体,新时期的合作社决不能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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